现代性话语对重述中国文学的学术意义

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文学研究正在走向一种新的宏伟叙事，这就是以现代性为核心概念重述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文学地图。从更广的角度看，用现代性来重述1840年以来中国文学只是用现代性来重述1840年以来的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本文的现代性话语，从大于文学的文化开始，然后再回到文学，其目的是要让现代性与文学的关联有一个更宽广的背景，同时也使其对文学的切入有更深的力度。

(一)现代性话语作为一种理论话语与中国当代学术的链接

现代性，自作为一种宏大叙事的概念出现以来，有多种用法和多样阐释，其中一种最宽大的讲法，是将之作一种三合一的统一体:首先，现代性指一种文化形态，它集市场经济、科技工具、理性哲学为一体，这种现代文化形态自17世纪在西方兴起，向全球扩张，既形成了统一的世界史，又成为这一世界史中的文化主导形态；其次，现代性是一个历史阶段，现代文化形态自17世纪以来的出现、扩张、发展历史，构成了世界历史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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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这一历史阶段也可以分为近代(17世纪至19世纪末)、现代(19世纪末至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20世纪60年代至今)；最后，现代性由西方文化而来扩向世界，在世界各文化中生长，同时也就在世界文化的丰富性中形成了现代性的丰富性，也就是形成了各文化不同的现代性道路和现代性特色，有俄罗斯的现代性、日本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性、印度的现代性、伊斯兰的现代性……。具体到中国，中国现代性同样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指从1840年以来中国走向现代性的历史阶段；二是指在这个历史阶段中，现代性的因素的出现和发展；三是指中国现代性既有与世界现代性中的共性，又有因中国语境而来的

特殊性。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人一直在世界现代性的推动下，用最新的理论话语来重新认识、想象、规划中国的历史、现代、未来，有辛亥革命的理论话语，有国民革命的理论话语，有三民主义的理论话语、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话语……当改革开放的中国在一种变化了的中国语境和世界语境中要重新叙述自己的历史、现代、未来的时候，相对而言，现代性以一种与其它话语相竞争的理论话语，逐渐取得了学术上的优势，这主要表现在:它既能与世界主流学术话语接轨，又能较为顺利地整合以往不同的理论话语，还能较为宽松地重组1840年以来充满矛盾的中国现代历程。也许是由于这一原因，现代性话语出现在中

国学界的方方面面，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思想、艺术……当然也出现在文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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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现代性话语进入中国文学重组的学术进程

　 自改革开放以来，如何重组中国文学一直是文学研究界的一种重要话题，在各种各样的论说中，可以理出这样一些关节点:20世纪80年代中期，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要打通共和国前期文学研究划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固定模式，呈现中国文学在20世纪的“整体性”；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陈思和、王晓明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重写”不仅是一个把分割的领域统一起来的话题，而且是对整体性的“整体”本身进行追问；20世纪90年代末，王一川提出“现代性文学”概念，这一概念不

仅对整体的“整体性”作了一种话语定位，而且对“重写”框架有了一种话语定性。用现代性话语来重组中国进入统一世界史的文学历程，成了文学界的一种日趋强大的潮流。在对文学的总体的阶段的把握上，笔者《文艺与中国现代性》(2002)中的第三编即“文学与中国现代性”、程光炜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2000)就是以现代性作为文学的核心概念；陈晓明主编《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2003)，书名已显出了现代性是文学叙述的核心概论；在对文学的小时段的把握中，有“现代性与五四文学思潮”(俞兆平，2002)这样的写作，在对个别作家的研究中，有“中国现代性与张爱玲”(孟悦，2004)这样的题目……可以说，现代性成了文学研究者重视文学新角度和重写文学的新话语。

　　(三)现代性话语对文学重写的多重意义

　　对中国的叙述，在共和国前期，基本上是由一种由中国现代性的革命阶段所形成、也为这一革命阶段所需要的阶段论加革命论模式。阶段是把中国现代性以来的文学分为三段:近代(从1840到1917年新文化运动)，现代(从1917到1949年共和国建立)，当代(从1949到1978年改革开放)。革命性是以文学中符合“历史规律”的革命因素的酝酿(鸦片战争后的爱国抗外，揭露反抗封建王朝)、前期形式(与现代性进程相关联的梁启超的文学革命和四大谴责小说)、出现(五四新文学)、发展(革命文学)、扩大(解放区文学)、全面胜利(共和国文学)。作为叙述框架，一切其它的文学作品都围绕着它，并以之为标准而得到自己的定位和定性。革命、不革命、反革命，这一判断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价值模式同样也成为判断文学的价值模式。这一革命模式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明显地与新的政治、经济、美学现实不相适

应。在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从国内来看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的时代，从国际来说中国走向世界开始和平崛起的时代，一个以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现进性为目标的全面改革时代，一个在文学上主旋律与多样化呈现一种辩证互动的百花齐放时代，必然要以今天的现实来重思过去、关联世界。这种重思过去和关联世界，本就是理解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重写文学史的活动和寻找重组文学史和文学现实的话语，是当下文学研究中的包含着多重意义的学术活动。怎样重组现代性以来的文学史，在某种程度上是与怎样叙述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变化的日新月异的文学现实相关联的。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文学进程的百花齐放，一方面与现代性以来的文学的多样性的一种质的对应，这就使得被以前文学史叙述模式所压抑、所忽略、所遗忘的诸种因素逐渐重新浮出；另一方面与世界文学有一种更紧密的关联，这种关联，不但使西方文学史以新的面貌出现，而且使世界文学的当下发展与中国的文学现实进行多种链接和展开互动。现代性以来的中国文学一直都是在世界文学的影响下和对世界文学的选择中成长的，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互动构成了中国文学的全球语境，而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对世界文学的再认识，改变着学界对当下文学的思考和对文学史的体认。在这一境遇中，文学史的叙述就不仅是所谓的近代、现代、“当代”，还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的文学史，这也就是黄、钱、陈三人在20世纪80年代感受到了的文学的“整体性”，只是这一整体性并不因作为时间概念的20世纪的结束而结束，而是延伸到了21世纪。

由这种中国现实境遇所产生的重写文学史的“整体性”的认识，本身就包含了多重的历史和现实内容，当然也要求一种新的整体性话语，能够把这多重的内容容纳进来，而现代性话语，正是符合这一现实要求的话语。首先，现代性话语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的学术话语，它在世界学界中已经有了充分的讨论和学理的展开，在这一意义上，现代性话语是一个把中国与世界结联起来的话语。其次，现代性话语在通过与传统的对立中显示自己，具有一种整体的方向性，把现代性话语用于文学，意味着通过把传统与现代进行对比而凸显现代性的新质再次，在多年的讨论中，现代性话语已经具有了一种多样性内容和多维度视域，在世界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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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总体运行中重视各文化具体的现代性道路，本身就具有了对现代性的中国特色的尊重。最后，现代性话语所具有的学术中立性，使各种文学现象都可以凸显自己的特殊性和鲜活性。也许是因为这些因素，现代性话语在重写中国文学中呈现出越来越大的活力。

　　(四)现代性话语多样性及其理论析辨

　　但是，正如现代性话语从在西方出现之时起就充满了岐见一样，当其在中国学界出现时，也呈现出“用法即意义”的多样性。这里从现代性话语本身包含的内容，谈谈其已经显出来，并还将继续呈现的一些主要之点。第一，与传统对立的现代，是现代性一词的常义之一。它用一种与传统划清界限的方式来表示现代的进步性，同时也显示了现代性的新质新在何处、怎样生长。比如，在中国现代性中，革命、都市、大众、市场，如何作为一种现代性的因素，成为了文学的表现对象，成为了文学的叙述方式。这一与传统对立的现代性用法，是现代性话语的主要形式之一。第二，融传统与现代为一体，是现代性一词的又一常义。现代产生之后，一方面与传统对立起来，另一方面又与传统共存于一个整体之中。现代性不仅是这一整体中现代的性质，更是这一整体本身的性质，在这一整体中，传统一是因与现代对立而发生了改变，二是因存在于现代性的整体之中而发生改变。从传统因在现代整体中而已经具有质的改变的角度，借用沃伦斯坦等人的世界体系理论，不妨说，现代性是一个体系，从体系的观点看，传统亦是现代，现代与传统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甚至相互换位。用现代性是一个体系的观点去看中国文学，鸳鸯蝴蝶派、张爱玲、武侠小说等文学现象的意义，才以一种意味深长的方式呈现出来。第三，有了现代性是一个体系的观点，才可以理解西方学者何以可用现代性去统近代、现代、后现代三个时段，何以可以把“先锋”和“媚俗”都看成现代性的表现。这样，民国时期革命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的并在，以一种新的意义方式呈现。从这一角度看，后现代的“差异”(德里达)观念，成了理解现代性的“体系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或者借福柯的理论，不应该把现代性的体系看成是总体化、起源论、同质性、连续性的，而应当看成是散落性、偶源性、差异性、断裂性的(张法，《走向全球化时代的文艺理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第49~51页)。现代性话语在自身的演进中不断地丰富起来，用现代性话语来重述中国现代性以来的文学，会使文学呈现更为丰富、更有意蕴。

油画拍卖VI设计收藏品羊毛毡印章玉美术培训红瓷现代性话语的这三个方面的内涵，本身又是相互为用的，把这三个方面合而为一个整体性方法论，用之于建构一个中国文学的叙述模式，将会对1840年以来的中国文学演进有一种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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