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三黜生涯中的儒释道美学与诗词回响
苏轼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罕见的全才，其生命历程与文学创作完美诠释了儒释道三教思想的创造性融合。本文将通过深入分析苏轼诗词中呈现的儒家济世情怀，道家超脱智慧与佛家空观境界，展现其独特生命美学的形成过程与内在逻辑。从早期“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到贬谪时期的“人生如梦”的哲学领悟，再到晚年“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心灵超越，苏轼将中国传统思想精髓转化为应对人生起伏的精神资源，构建了一套圆融通达的生命哲学。其诗词艺术不仅记录了个体心灵轨迹，更成为后世理解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窗口，对当代人寻求生命意义与精神平衡仍具深刻启示。
图为海南儋州，苏轼在儋州作：“稍喜海南州，自古无战场”。
一、苏轼生命历程与思想嬗变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文坛领袖，其一生经历了从庙堂高位到蛮荒贬所的极端起伏，政治生涯可谓“三黜惯”。这位文化巨人出生于四川眉山一个儒学氛围浓厚的家庭，自幼研读儒家经典，深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熏陶。少年苏轼即“奋厉有当世志”，二十六岁步入仕途后，怀抱“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以儒家积极入世精神参与北宋政治改革。在《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中，他豪迈宣称：“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自信，正是儒家士大夫精神的典型体现。
然而，苏轼的政治道路并非坦途。乌台诗案(1079年)成为其人生重要转折点，因文字获罪入狱百余日，险遭杀身之祸，最终被贬黄州团练副使。这次重大挫折促使苏轼开始深刻反思人生意义，思想逐渐由儒入道佛。黄州时期，他常往安国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体验“物我相忘，身心皆空”的禅修境界。正如其在《黄州安国寺记》中所言：“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这种精神修炼帮助他在逆境中保持内心平衡，形成了“外儒内禅”的独特人格结构。
随着贬谪经历的增多(惠州、儋州等地)，苏轼思想中的佛道成分日益深化，但并未完全取代儒家底色。他发展出一种“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的随机应变人生哲学：政治上失意时，以佛家与老子思想自我调适；有机会作为时，仍秉持儒家济世情怀。这种思想嬗变轨迹清晰体现在其诗词创作中——早期作品多豪迈清雄之气，如《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报国热忱；贬谪后则转向清旷神逸，如《定风波》“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超然。
苏轼思想的三阶段演变——从早期儒家主导，排斥佛道，到中期逆境中转向佛道寻求慰藉，再到晚期三教圆融——反映了宋代士大夫典型的精神成长路径。但与同时代文人相比，苏轼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从不彻底皈依某家思想，而是在不同人生阶段灵活运用各家智慧应对具体处境，最终达到“以儒治世，以佛明心，以道养身”的圆融境界。这种思想包容性使其文学作品呈现出丰富多元的美学风貌，既有儒家“铁板铜琶”的豪迈，又有道家“明月清风”的淡泊，还有佛家“万法皆空”的深邃。
图为广东惠州，苏轼在惠州作：“日啖荔枝三百颗”。
二、儒家进取精神的诗词呈现
苏轼诗词中最激动人心的篇章，往往洋溢着儒家积极入世的豪情壮志与忧国忧民的责任意识。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雄浑意象，不仅展现了词人的英武气概，更寄托了抵御外侮、捍卫疆土的政治抱负。这首词创作于苏轼任密州知州期间，当时他正处于政治生涯的相对顺境，儒家“兼济天下”的理想激励着他以笔墨抒发报国热忱。词中“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的典故，含蓄表达了期待朝廷重用、建功立业的迫切心情，体现了传统士大夫“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
即使在贬谪时期，苏轼诗词中仍不时流露出儒家底色。《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写于从海南贬所北归途中，其中“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的句子，表面描写海上夜景，实则隐喻政治清明的期待，展现了儒家士人“穷不失义”的精神坚守。同样，《浣溪沙·徐州藏春阁园中》“惭愧今年二麦丰，千歧细浪舞晴空”则记录了作为地方官的苏轼对农事收成的关切，其阑“街拍手笑儿童”的质朴欢愉，源自儒家“仁政爱民”理念在实践中的满足感。
苏轼的儒家情怀特别体现在对历史责任的自觉担当上。《和子由渑池怀旧》中“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的著名比喻，在感叹人生无常的同时，更强调“泥上偶然留指爪”的存在价值。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正是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精神的诗意表达。在苏轼看来，尽管个体生命如飞鸿般短暂，仍应在历史雪地上留下自己的印记，这种观念与儒家“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的价值追求一脉相承。
苏轼的儒家思想并非僵化教条，而是经过批判性反思的创造性继承。他一方面恪守“忠君爱民”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保持独立思考，既不盲从新党也不附和旧党，这种“不随人”的品格使他在北宋党争中屡遭排挤。在《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一处行下状》中，他痛斥苛政“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在民间”的尖锐批评，展现了儒家士大夫“为民请命”的道德勇气。这种批判精神使苏轼的儒家情怀超越了简单的忠君思想，升华为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怀。
苏轼诗词中的儒家精神呈现出动态发展的特点：早期表现为“致君尧舜”的理想主义；中年融入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反思；晚年则升华为超越个人得失的普世关怀。这种演变使他的儒家情怀避免了教条化倾向，始终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即便在佛道思想占主导的贬谪时期，苏轼仍坚持“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处世准则，在惠州、儋州等贬所造福当地百姓，将儒家的道德理想转化为具体行动。这种思想与行动的统一，使苏轼的儒家精神呈现出独特的实践智慧与人格魅力。
三、道家自然观的审美超越
当政治理想遭遇现实挫折，苏轼在道家思想中找到了精神解脱的智慧源泉。道家“清静无为”的哲学与“物我两忘”的境界，为身处逆境的苏轼提供了超越现实困境的心灵空间。这种思想转向鲜明体现在其贬谪时期的诗词创作中，《赤壁赋》便是典型代表。文中“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的辩证思考，源自庄子“万物齐一”的相对主义哲学，将短暂的人生置于永恒的宇宙背景下观照，从而获得精神解脱。这种“变与不变”的哲学思辨，使苏轼能够以达观态度面对政治沉浮，形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然心态。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堪称苏轼道家智慧的美学结晶。词中“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洒脱形象，展现了道家“安时处顺”的生活态度。这首词创作于苏轼贬谪黄州第三年，记录了一次偶遇风雨的出游经历。与同行者的狼狈形成鲜明对比，苏轼却从中领悟到“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人生真谛——这种超越二元对立的认知方式，正是道家“齐物论”思想的诗意表达。词中“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结句，不仅指归程，更隐喻精神上的回归本真，与庄子“返璞归真”的理想遥相呼应。
苏轼对道家思想的吸收并非简单模仿，而是创造性转化。《临江仙·夜归临皋》中“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化用《庄子·知北游》“吾身非吾有”的典故，但赋予了更丰富的现实内涵——不仅是对形躯为天地委形的哲学认识，更是对政治束缚的无奈感叹。同样，《满庭芳》中“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的讽刺，灵感来自《庄子·则阳》蜗角之国的寓言，但被苏轼用来批判官场名利争斗的虚幻，体现了道家思想在其生命实践中的灵活运用。
道家思想对苏轼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内容上，也反映在美学风格的转变上。贬谪黄州后，其作品从早期的“清雄豪健”逐渐转向“清旷神逸”，形成“平淡自然”的艺术境界。《西江月·平山堂》中“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的禅意表达，看似佛家空观，实则融合了庄子“人生如梦”的相对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融合使苏轼的贬谪诗词既保持了对现实的深刻观照，又具有超越性的哲学高度，达到“寄至味于淡泊”的艺术境界。
苏轼的道家情怀特别体现在对自然山水的审美观照上。《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末句“人间有味是清欢”，概括了其贬谪生活中发现的诗意——在最简单的自然景物与日常生活中体验超越性愉悦。这种“清欢”不同于感官刺激的快乐，而是主体心灵与自然和谐交融产生的宁静喜悦，近似庄子“与物为春”的境界。在《赤壁赋》中，苏轼将这种审美体验提炼为“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的著名段落，主张从自然中获取无功利的美感，这种思想明显受到道家“虚静”美学的影响。
道家思想为苏轼提供了一套逆境生存的智慧策略。通过“心斋坐忘”的精神修炼，他能够在极端困苦中保持心灵自由；通过“万物齐一”的哲学观照，他能够看淡名利得失；通过“顺应自然”的生活态度，他能在贬所开拓新的人生境界。这种实用智慧使苏轼不像其他贬谪文人那样沉溺于怨愤，而是像《初到黄州》所写“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那样，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好。道家思想在苏轼这里不是逃避现实的工具，而是实现精神超越的路径，最终帮助他构建了“超然物外”又“不离世间”的生命姿态。
图为湖北黄州，苏轼在黄州作：“此心安处是吾乡”。
四、佛家空观的诗词意境
佛家思想为苏轼的生命美学提供了终极维度的思考，使其诗词在儒家社会责任与道家自然逍遥之外，更添一层“万法皆空”的哲学深度。《西江月·平山堂》中“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的双重否定，将佛家缘起性空观念推向极致——不仅过去之事如空如幻，当下体验亦如梦如影。这种彻底的空观认识，使苏轼能够从根本上解构政治挫折带来的痛苦，形成“以逆境为道场”的生命智慧。该词写于苏轼历经政治风波后重游恩师欧阳修曾管理的平山堂，面对壁上龙蛇飞动的墨迹，他感叹“半生弹指声中”的时光流逝，最终以佛家空观超越对无常的恐惧。
《念奴娇·赤壁怀古》结尾“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喟叹，常被解读为消极悲观，实则蕴含深刻的佛家智慧。这首词创作于苏轼贬谪黄州期间，当他面对赤壁古战场，遥想周瑜“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功业时，顿悟所有辉煌终将归于空无。这种领悟不是简单的虚无主义，而是佛家“真空妙有”的中道观——认识到世界的虚幻性，恰恰是为了更真实地活在当下。正如苏轼在《送参廖师》中提出的“诗法不相妨”原则，艺术创作与佛法修行可以相互促进，这种“事理无碍”的华严禅思想，使其诗词在表达空观的同时不失生命热情。
苏轼对佛家思想的接受经历了一个从排斥到融合的过程。早期受儒家思想影响，他曾批评佛教“言之使人悲酸愁苦”，甚至表示“吾之于僧，慢侮不信”。但“乌台诗案”的生死考验促使他重新思考佛家智慧，在贬谪黄州期间常往安国寺修习禅观，体验“物我相忘，身心皆空”的境界。这种思想转变鲜明体现在诗词创作中，《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末句“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化用佛家“随遇而安”的心性修养，将地理上的流放转化为心灵上的自由。这首词赞赏歌妓寓娘随王巩贬谪岭南仍保持乐观的态度，实则寄托了苏轼自己的精神追求——通过安顿心灵来超越外在环境的限制。
苏轼的佛家思想特别体现在对无常的深刻认知上。《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中“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悖论表达，揭示了记忆与遗忘的辩证关系。这首悼亡词表面抒写对亡妻王弗的思念，深层则是对生命无常的哲学思考。词中“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的设想，既包含对岁月流逝的感伤，也暗含佛家“诸行无常”的基本教义。不同于一般悼亡作品的纯粹哀伤，苏轼将个人情感升华为对生命本质的思考，使私密的悼念获得普遍意义。
禅宗的“平常心是道”对苏轼影响尤为深远。《汲江煎茶》中“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的日常生活描写，将取水煎茶这样的琐事赋予诗意光辉，体现了“日用即道”的禅理。在惠州贬所时，苏轼“日啖荔枝三百颗”的率性之举，更是将佛家的当下解脱转化为充满生活情趣的艺术实践。这种将高深佛理融入日常生活的智慧，使苏轼的佛教思想摆脱了宗教形式束缚，成为一种活生生的生命艺术。
苏轼对佛家空观的理解绝非消极避世。《百步洪》诗中“回首浪波渺无际，方知此身是虚舟”的比喻，在认识生命虚幻性的同时，也强调顺应因缘的智慧。这种“空有不二”的中道观，使苏轼能够以更超脱又更投入的态度面对人生——既认识到政治斗争的虚幻，又不放弃对美好社会的追求；既看破名利的无常，又珍惜当下的因缘。正如他在《答毕仲举》中所言：“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以懒，达似放”，对佛法的修习最终是为了达到心灵的宁静与通达，而非脱离现实生活。
佛家思想为苏轼提供了终极关怀层面的精神资源，使其在面对死亡与无常时能够保持心灵平静。《庐山烟雨浙江潮》中“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的禅诗，形象表达了“见山还是山”的三重境界，暗示从执着到解脱的心灵历程。这种禅悟体验，使苏轼晚年的诗词在保持艺术感染力的同时，更具哲学深度与精神高度，最终形成“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美学境界。
五、三教合流的美学境界
苏轼生命美学的终极价值，在于其三教合流所达到的圆融境界。这种境界不是简单的思想拼凑，而是历经人生大起大落后形成的有机整合。在《自题金山画像》中，苏轼以“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形容晚年心境，看似消极实则蕴含深刻智慧——“灰木”象征道家的无为自然，“不系舟”暗喻佛家的随缘自在，而“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自嘲式总结，又体现了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担当精神。这种看似矛盾的自我评价，恰恰展现了苏轼思想的辩证统一，在最失意处见最高境界，于无所有中得大自在。
苏轼的三教融合呈现出动态平衡的特点。儒家思想赋予其社会责任与历史担当，构成其生命的“骨骼”；道家智慧提供超脱视角与自然情怀，形成其生命的“气韵”；佛家空观带来终极关怀与心灵解脱，成就其生命的“神采”。三者并非机械叠加，而是如《赤壁赋》中水月交融般浑然一体。当友人王定国贬谪岭南时，苏轼赠诗“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既以“浮云”暗喻道家对世事变幻的洞察，又以“孤月”象征佛家心性光明的坚守，更在整体上体现儒家对友道的忠诚。这种多层次的意象运用，正是三教思想在其心灵深处水乳交融的艺术呈现。
苏轼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始终保持着主体性选择的思想态度。在《祭龙井辩才文》中，他明确提出“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有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的包容观点。这种超越门户之见的开阔胸襟，使其能够根据不同人生境遇灵活运用各家智慧，在朝为官时侧重儒家经世致用，贬谪穷困时倚重佛道超脱逍遥，而贯穿始终的则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和谐理念。这种思想方法对当代多元文化处境中的价值选择，仍具重要启示意义。
从美学角度看，苏轼的三教融合创造出独特的艺术范式。其“清雄”风格源自儒家“浩然之气”的修养，“淡远”意境得自道家“虚静”的审美观照，“空灵”韵味则来自佛家“缘起性空”的哲学领悟。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他提出“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的著名论断，这种艺术通感的背后，正是三教思想共同培育的浑融审美能力。当他在儋州写下“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时，已将儒家“杀身成仁”的勇气、道家“安时处顺”的智慧与佛家“无住生心”的解脱，转化为一种前所未有的诗意人生。
苏轼的生命美学对当代社会具有多重启示价值。在物质丰富却精神焦虑的现代生活中，苏轼式的心灵弹性尤为珍贵，他教导我们在进取时保持超脱（儒家入世精神与道家出世智慧的结合），在困境中寻找机遇（佛家空观带来的创造性转化能力），在平凡中发现崇高（三教合流培育的审美眼光）。当现代人被“内卷”与“躺平”的二元对立所困时，苏轼“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的中庸智慧提供了一条平衡路径——既不完全屈从外部评价，也不彻底放弃社会责任，而是在认清现实局限的同时，最大限度开拓精神自由的空间。
苏轼留给后世最宝贵的遗产，或许是其人格魅力与生命态度的完美统一。在《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中，他通过歌妓寓娘之口道出“此心安处是吾乡”的人生真谛，这句话浓缩了三教思想的精华：儒家的“心安理得”、道家的“心斋坐忘”、佛家的“明心见性”。这种将高深哲理转化为生活智慧的能力，使苏轼不仅成为伟大的文学家，更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罕见的生命艺术家。当他在临终前写下“平生万事，磨灭殆尽，唯有一念灵明，炯然独存”时，已然达到三教合流的最高境界——儒家的道德自觉、道家的自然真性与佛家的本心光明，在生命终点实现了终极统一。
回望苏轼跌宕起伏的一生，从“奋厉有当世志”的少年豪情，到“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中年旷达，再到“云散月明谁点缀”的晚年澄明，其思想历程恰似中国文化的精神史诗。在全球化与价值多元的今天，苏轼生命美学所展现的文化包容性、心灵弹性与创造活力，为我们应对现代性困境提供了宝贵资源。正如他在《前赤壁赋》中所言：“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这种对生命本真之美的发现与珍视，超越时空限制，成为所有追求精神自由与心灵丰富者的永恒启示。
胡硕堂
2025年7月2日於广州天河
﹝胡硕堂：中国散文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广州市作家协会理事、广州市天河区文联副主席、天河区作家协会主席。﹞
